2008年12月28日 星期日

[ 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心得感想 ]

【得獎紀錄】
2004年Full Frame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最佳觀眾票選獎
2004年High Falls Film Festival最佳紀錄片
2004年國際紀錄片協會最佳紀錄片
2004年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最佳紀錄片
2004年國家影評人協會最佳紀錄片
2004年西雅圖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2004年日舞影展最佳觀眾票選獎
2004年百慕達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2004年百慕達國際電影節最佳觀眾票選獎
2004年克利夫蘭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
2005年曼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2005年獨立精神獎Truer Than Fiction Award
2005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影片簡介】 加爾各答的紅燈區內,命運最坎坷的人不是妓女,而是她們的子女。面對赤貧、虐待和絕望,這些孩子幾乎無法避免步上母親的後塵,也難以創造另一種生活型態。 在「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裡,導演澤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與羅斯考夫曼(Ross Kauffman)紀錄在紅燈區認識的那些孩子的驚人轉變。專業攝影師布里斯基給孩子們上攝影課並給他們相機,點燃了這些孩子內心的潛在藝術天份,他們住在最污穢、看似絕望的世界。 Zana Briski 這位紀實攝影家,在加爾各達為了拍攝需要,在紅燈區待了一段時間,與紅燈區的小孩建立起深刻的友誼。為了幫這群小朋友,Zana Briski利用自己最擅長的攝影來做為工具。發給小朋友傻瓜相機,去拍照。再透過教導攝影、美學等方式來幫助這些朋友建立起自信、自尊與希望。並藉由書籍、網站來發聲。
這群孩子拍的照片不僅展現過人觀察力與天份,更反映出一種更偉大、激勵人心、撼動社會的真實面相:藝術確是一股解放心靈、賦予才能的極大力量。

【影片關後感】
這部影片中,攝影成爲一種改變人命運的可能性。
影片的開始,時而清晰時而失焦的人潮川流不息,不甚清晰的背景隱隱透出如台灣眷村年久失修牆面的斑駁;而作為主題的人潮,看不清楚年齡和階級的差異,反倒隱約突顯了性別……直到孩童的影像和清脆的聲音敲碎了這樣的混沌。孩童們得到相機的媒介,從而紀錄、抒發、甚至可以說是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詮釋他們的生長環境:那人人視為萬惡淵藪的紅燈區。而透過攝影作品,他們得到相當的關注,其中Avijit甚至受邀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年會。利用這股正向的力量,Zana試圖透過教育來改善他們未來可能的生活,但結果仍令人不免惋惜。

我想這部紀錄片主要是希望透過對這樣一個區域、或是說特殊群體的描寫,提起觀者對於他者的人道關懷,但若從拍攝的角度還看這部片子,不難發現拍攝者即使居住在該地,仍基於身份、職業區別而自外於那樣一個環境的。Zana試圖透過教育的管道幫助孩童們脫離紅燈區的生活,期間的重重困難也可以看出印度的階級觀念之強烈與根深蒂固,不僅是制度上的刁難,還有種種的異樣眼光,連教育單位幾乎都不願接受來自紅燈區的孩童。紅燈區的居民幾乎與公民權利絕緣,加上教育程度低,對於夏衣袋的要求及灌輸的觀念近乎可說是短視近利的,也因此他們的下一代單靠自身力量幾乎無法翻身;即使Zana盡力將他們送望寄宿學校,因為種種家庭或個人因素,能夠從一而終的孩童仍少之又少。

在這部影片中,孩童透過傻瓜相機的簡單媒介發揮了最大創作自由。其中所拍攝的對象大部分都偏向人物,卻能恰如其分地展現在地情感,似乎能讓觀者拋對於紅燈區的成見而最真實赤裸的接觸所謂紅燈區除了性工作以外的部份,但卻沒有給人逼視的壓迫感,反見兒童對生活純真的觀察與看待。

藉由攝影,孩童似乎取得了主動詮釋權,以他們自己的目光保存他們的生活影像,但事實上,不論在攝影展或是在這部影片中,他們依然沒有脫離「被詮釋」和「被看」的地位;除了他們的攝影作品是「被看」和「被詮釋」的之外,其中被呈現出來的東西和揀選標準依然可能以西方眼光為重。事實上,那些影像的消費者,自影片中所拍攝到的來看,依然多屬西方人,對於一個未曾親身體驗的地方是後抱持著獵奇的心態去看待,則不得而知;同樣的影像,在當地人的眼中、在同社會卻不同階級的眼中又會是什麼樣子,影片中也沒有交待。

整部影片,不論從內容或視角的觀點來看,都相當地發人省思。世界上竟有一處地方、有一群人,在國家內部甚或群體內部都是被歧視的;而孩童和外國工作者反而作為一個中介,將這個地方的生活種種,以影像的方式傳達給全世界。視覺在這部影片中作為主體,呈現出來的除了對一個地方的重新認識之外,也間接點出了同為真實影像卻可能造成不同成效:片頭的影像、拍攝記錄當地生活的影像、和孩子們透過攝影所呈現的影像,透露出的其實是截然不同的詮釋。除了影像資料的連續性對觀者的影響之外,「真實」的影像所呈現出來的究竟是否為「真實」早已成唯一種弔詭;即使如這部紀錄片以多視角來呈現同一時間的同一個地方,其全面性的達到仍是不可能,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推測,以影像來記錄、或是以文字來記錄,其記錄成果的意涵流動性是相近而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這部紀錄片的重心並不在紀錄這些孩子與社會問題,而是一個介入者,試圖將他們從中拉出的努力,儘管結果不盡完美,卻也讓我們從藝術家和貧童之間的感情交流,因簡單天真、訴諸人道而顯得動人;但貧童生長環境的描述流於浮面,問題根源無法細緻呈現,也是事實。然而當這部影片後來發展成一個更具規模的教育計畫,並持續在推動進行,無疑也對藝術的力量做了一個可敬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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